近日，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明杰接受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栏目专访，结合自己的经历畅谈教育的目的。他也是即将到任的南科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。采访摘要如下：（田川为主持人）

读研三个月，突然退学了

张明杰，神经生物学家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香港科学院创院院士。今年是他在港科大工作的第二十五年，也是最后一年，明年他将前往南方科技大学任教。二十五年来，他除了是科学家外，还有一个重要角色，便是老师。

田川：您说我们的国力变强了，但教育的目的没有变得更好，那个目的您指的是什么？

张明杰：我觉得这个世界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人，才变得美丽。如果我们只有一种教育模式，培养出来的都像一个人，对每个人不利，对社会发展也不利。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每一个人的人格，培养有独立思考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能力的人。

张明杰是资深的教育工作者。读书时多年的留学经验，以及工作后长达二十五年的教育经验，让他对中西方教育的差别深有体会。

田川：在您的认知中，东西方教育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？

张明杰：东方人相对来说比较注重传授知识跟技能，反映在教育里，就是以考试来衡量一个学生好与不好。考试往往是有标准答案的，一旦有了标准答案，那各种各样的教育方法，都是在为了这个标准答案跟分数去努力，培养学生的方法也都是怎么把考试考得更好。西方教育注重的，首先是培养一个学生喜欢上学习，第二是培养他们对知识获得的能力，跟运用知识的能力。 

张明杰指导学生工作（右二为张明杰）

1984年张明杰从农村考到上海，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。本科毕业后他被保送到大名鼎鼎的，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。在六十年代，上海生化所因为参与合成人工牛胰岛素而世界闻名。但即便进入了中国最顶尖的研究所，张明杰却并不满足于此。仅读了三个月，他就出人意料地选择了退学，尝试出国。

张明杰：我是满怀希望进到上海生化所的，但做生命科学是很花钱的，当时中国的科研力量跟世界比还是蛮落后的。我觉得如果继续读下去，会和自己当初期望的结果有蛮大差别。所以我觉得不能这样下去，必须得给自己一个机会。

田川：您从何判断自己看到的东西，和期望的东西会有很大落差呢？

张明杰：上海生化所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所，它订阅了很多国际上最新的杂志。我们可以在图书馆读到最新发表的论文，然后就会知道别人在做什么研究、是怎么做的，看完后觉得当时中国和世界还是有蛮大差距的。

从中国最好的研究所退学，对于一个农村家庭出身的孩子来说，并不容易。那个年代读研中途退学需要赔付国家培养费。张明杰从农村老家东拼西凑了900元，才得以退学成功。

田川：900块钱，在那个年代应该是很大的一笔钱。

张明杰：对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无可否认退学是一个很鲁莽的决定。

田川：您在做退学决定时，有去征求谁的意见吗？

张明杰：唯一问的一个人是我当时的女朋友，也就是我现在的太太。我对她说我要退学，原因除了当时国外科研力量比较好外，另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就是，如果读得再久一点，我就更赔不起国家培养费了，那就完全不可能退学了。

田川：当时您夫人的态度是什么？

张明杰：也许她那时对我有一点信心吧，觉得我去留学应该能做成。所以我就退学了，然后就开始申请学校，参加考试。做一件事，把自己放到绝路上，没有退路你也就干了。回想当时，如果没收到录取通知书，我就完蛋了。因为我家的经济条件不可能允许我再等一年，所以申请学校的同时，我也在农村的乡镇企业找好了一份工作。因为总归得生活下去，如果5月份还没收到通知，我就去上班了。

田川：父亲反对过您退学的决定吗？

张明杰：我父亲从没为此劝过我或反对我，自从我考上大学后，我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“你们已经出去看了天下，知道的比我多，所以你们做的决定一定是对的。”我真的觉得他能这样想实在太不容易了。

张明杰八兄弟与父亲合影（右四张明杰父亲、右一张明杰）

张明杰1966年出生，是在“文革”中成长的一代，除了父亲的言传身教，从小他体验过的教育更多的是漫无目的的玩耍。

田川：您在农村的学习环境是怎样的？

张明杰：我一直开玩笑说我没读过小学。那时我觉得去学校就是好玩，拿个铁圈、做个泥巴车就可以玩了。但在农村，小孩子还需要干活，都蛮辛苦的。但这个经历教会我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如果你真正吃过苦，那在以后的工作中，无论碰到何种艰难情况，你都能扛过来。

田川：您小时干农活苦到什么程度？

张明杰：10岁去收割水稻，一整天都弯着腰，等站起来，腰根本直不起来，而且满腿都是蚂蝗。还是不回忆好一点。

田川：但想要非常用功读书的意识来自于哪儿呢？

张明杰：来自于我的父亲，他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人。我爸读过一年私塾，后来因为家里条件不好，就没再继续了。所以在我们小的时候，他经常跟我们讲，要是他能多识点字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看更多的东西。如果他的儿子能读书，再辛苦他都要想办法支持下去。读书是我们最大的动力，如果我能读书，能考上大学，我就不再是农民了。

张明杰在农村放牛

退学半年后，1989年5月，张明杰收到了国外学校的录取通知，在申请到奖学金后，他带着30美元，踏上了异国求学之路。

到了加拿大，他选择了生物化学专业。在那里六年时间，他从研究生念到博士后，这也让他见识到了国外和中国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，以及专业领域最先进的科研思维。

张明杰：我读博士生的时候，有一个叫Jerry的老师。他从不会像教小学生一样告诉你做这个或那个，他会给你一些建议和一些分析。他经常鼓励我去问很重要的问题。

田川：比如他会跟你说什么？

张明杰：他帮助我如何在自己的研究生涯上去寻找问题。他说你以前训练的是生物化学，你现在想做神经科学的问题，那你就得想想，怎么把这两个方向的强处给结合起来。另一方面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是，我该怎么对待年轻的科学家，包括我的学生、我的年轻的同事等等。

田川：应该怎么面对他们呢？

张明杰：毫无保留的去跟他们分享。但分享的时候，不可以让别人觉得你是在把你的想法强加给他们。要跟学生进行交流、分享、探讨，最后一起得出来一个很好的想法。最重要的是让学生体验到，这不是老师给他们的想法，而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想法。所以我觉得做老师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怎么把学生、年轻人的能力发挥出来。

张明杰与恩师Jerry及其夫人合影(右一张明杰、左二恩师Jerry、左三恩师Jerry的夫人)

留学，有必要

1995年，因为出色的科研能力，张明杰受邀来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。读书时多年的留学经验，以及工作后长达二十五年的教育经验，让他对中西方教育的差别深有体会。

田川：来港科大后，在课堂上有没有发生过让你记忆犹新的事情？

张明杰：有。刚来香港科技大学的时候，我被要求教我们一年级最核心的一个课程。我很紧张，认真准备了很多内容。上课时，眉飞色舞的讲了很多。讲完后，学生过来跟我说：“张教授，我们听不明白。”我一个同事也告诉我，学生抱怨我教的东西太多、太快、太难了。听完后我突然发现，我只为我自己的课在考虑，没有为学生考虑。这也是我作为老师被上的第一堂课，它提醒我要记得，我上课的目的是希望坐在下面的学生，能明白我想要他们学什么、怎么学。

张明杰博士毕业时与导师Vogel教授合影

因为自己的教育经历，张明杰深知老师和教育环境对一个人好奇心和创造力的培养，是多么重要。除了上课，更多时间他要带着学生在课堂之外做科研。不管在哪里，他都尽可能让学生们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。

张明杰：做研究的时候我们必须遵循一个原则——研究面前，人人平等。这很重要。有时我有个想法，他们也有个想法，结果他们对了我错了，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。你必须得尊重什么是对的，什么错的。如果你对研究团队里的人很凶，学生怕老师，那麻烦就出来了，因为这会压抑他们的创造性。

田川：作为一个老师，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开启每一个人的可能性呢？

张明杰：知识只是教育很小的一部分。清楚知识的来源，以及你为什么要学知识非常重要。学了知识以后，你对它有了更深的认识，发现里面原来这么好玩。如果有机会再往下问它的起源、根源、原因，发现原来我们还都不知道。那也许就会有人说，我可以想想看怎么把这些原因给找出来，这样就会让人觉得学习是一间很好玩的事情。很多时候你需要给学生打开一道缝，之后开放的天地可以是非常广阔的。但如果你永远都不把他们引过去，那就没机会了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那边还有一片未知的天地。

张明杰有两个儿子，都已经长大成人。大儿子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任经济学教授，小儿子在美国一家知名网络科技公司当大数据工程师。对于教育目的的思考，在陪伴儿子成长的过程中，张明杰也偶尔会得到启发。

张明杰：有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。有一次，我小儿子做一道有蛮长演算的数学题。中间有个数应该是6，他自己也知道是6，但因为他写字比较潦草一点，很容易写错6和0，所以做到后面他就把6看成0了。他很沮丧的跟我说都搞混了。几天后他很开心的告诉我“爸爸，我几乎没有丢分。”我问为什么，他说老师对他说“整个过程看下来，我知道你是对的，你的思维方式是对的。”这个事让我感触很大，按咱们传统的教育方法，因为结果不对，这道题肯定大部分分就丢了。但你其实明显知道，这个学生他对知识是懂的。其实分数只是一部分，但事情对小孩子的影响可能是很深远的。

田川：还有类似让您有感触的事情吗？

张明杰：比如我高中考试时，需要把公式记得滚瓜烂熟，否则就很难考试。但我儿子考试时，老师会把今天考试可能会用到的公式，全打在试卷的第一张纸上，他全部给你了。

田川：所以就不需要去背那些已经成型的硬性的东西，而是看你要怎样灵活的运用它。

张明杰：对，学习知识最重要的是学完后会用。没有一个教育体系是完善的，重要的是，我们能不能把东西方教育方法的好处尽量揉起来。东方教育在打基础这面我觉得很好，但反来就希望少为了从95分到98分，在小孩子身上花力气。如果把这些时间、精力拿出来，让他们去寻求知识的来源、知识的应用，对他们成长的价值要大很多。

张明杰与家人合影（右一长子、右三张明杰夫人、右四次子）

田川：现在全球疫情，对海外留学是一个很大的冲击。想请教您的意见，现在还有没有必要出国留学？

张明杰：我觉得留学是必须的。教育不只是学多少知识的问题，你只有到别人的社会文化里，才能真正了解人家的文化。第二，年轻人也是我们自己文化的使者，去留学可以让别人了解我们的文化。疫情也好，政治气候也好，我现在其实非常担忧世界的走向，交流可能是缓和一下当下境况最重要的方式，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出去交流。从研究角度来说，留学也是必须的。我们现在的硬件是好了，钱也变多了，但我们的研究历史太短了。牛津的研究历史将近1000年，哈佛有300多年，它们所积累、沉淀的东西，不是我们在网上上一下课就能学到的。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跟别人学，其中留学是非常有用的一个途径。是会遇到困难，但困难总归是可以克服的。绝对不能关门，对咱们国家不好，对世界不好。

田川：所有的冲突都是在不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。

张明杰：对。

张明杰从事神经生物学研究。简单点儿说，他在研究大脑如何工作。他的科研成果，为理解及治疗抑郁症、自闭症等疾病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进展。今年是张明杰在香港科技大学工作的第25年，也是最后一年。明年他将前往南方科技大学任教，将自己多年的科研和教育经验带回内地。

张明杰：我希望每个做教育行业的人都思考一下，教育者对年轻人的影响可能是一生的。每个家庭的小孩都非常宝贵，如果在座的是自己的儿子、女儿，我们会怎么教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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